看电视剧《伟大的长征》的时候，有一个镜头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。 一个人跑到蒋介石面前，向国民党方面交代红军的情况。他以为自己带来了有价值的情报，理应受到重视，可镜头里的场面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热闹。没有多少台词，也没有什么大场面，几句话过去，这个人就像是被放到了一边。 这个镜头很短，短到不少人看过也就忘了。 可我后来去翻这段历史，才发现，这个人的故事远没有镜头里那么简单。他交出去的，绝不只是几句情报，而是一张可能改变许多人命运的地图。 他叫孔荷宠。 今天提起这个名字，大家恐怕都比较陌生。放在1930年前后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，他可不是一个无名之辈。参加过平江起义，担任过红十六军军长，也做过湘鄂赣军区的主要军事负责人。一个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、手下带过队伍的人，最后怎么会走到叛变这一步？ 这事还得从1934年说起。 那一年，中央苏区的日子相当难过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打得不顺，国民党军队不断推进，红军既要打仗，又得设法保住根据地。过去能够从容活动的地方越来越少，兵员、粮食和弹药都成了问题。对留在苏区的人来说，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，这并不是看几份文件就能体会到的。 孔荷宠也经历过这样的日子。 不过，有一点需要说清楚：1934年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正在带领红十六军作战的现任军长。此前，他因故离开原来的军事岗位，后来在红军大学学习，并在中革军委总动员部工作。可职位有变化，不等于他掌握的情况就失去了价值。他曾经在湘鄂赣根据地长期活动，对红军的组织、军事部署和许多重要地点都有相当深的了解。 1934年7月，他利用去兴国巡视工作的机会，离开了红军，转身投向国民党方面。 真正让这件事变得严重的，是他手里带着的东西。 据有关史料记载，孔荷宠事先绘制了中央机关驻地的标记地图。他不是到了敌人那里才临时回忆几句，而是把自己知道的情报整理成了可以供对方使用的材料。这两种情况，差别很大。口头上说一个地名，对方还需要核实；地图上有了标记，接下来就可以研究怎样调兵，怎样轰炸。 对蒋介石来说，这当然是一份有价值的情报。中央机关在哪里，重要人物大致住在什么地方，都是国民党军队一直想弄清楚的问题。孔荷宠带来的消息，使对方看到了直接打击中央机关的机会。 蒋介石方面随后准备调动飞机，轰炸瑞金一带的中央机关驻地。 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已经不是一个人叛变那么简单了。 当时中央苏区的条件本来就艰苦，如果重要机关遭到突然袭击，后果很可能非常严重。问题在于，敌人虽然拿到了地图，却没有完全掌握红军内部的行动。中央军委二局及时侦察到有关敌机行动的情报，曾希圣连夜向总部报告。中央党、政、军机关随即紧急转移，撤出原来的驻地，转到瑞金以西的云石山植坑一带隐蔽。 这次转移，发生在轰炸之前。 等敌机飞来时，中央机关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地方，瑞金大部分相关机关因此避免了更大的损失。 读到这里，我总会觉得，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惊险。许多后来被写进书里的大事，在当时未必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声响。也许就是一份密电送到，一名工作人员一路赶来，一场紧急会议开起来，几批人收拾东西连夜转移。事情办成了，外面的人未必知道中间出了什么险情；要是晚一步，后来的历史恐怕就要另说了。 当然，不能因为孔荷宠叛变发生在长征前夕，就把中央红军后来实行战略转移的原因全部归到他一个人身上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失利，有军事指挥上的问题，也有敌我力量对比、根据地日益缩小等多方面原因，战略转移本身是一个逐步形成的重大决策。但孔荷宠的叛变，确实增加了中央机关暴露的风险，也让当时的领导者更加清楚地看到，内部重要情报一旦落入敌手，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。 而且，他带来的麻烦并不只在瑞金。 孔荷宠长期在湘鄂赣根据地工作，知道那里的许多情况。对一支军队来说，打仗不光是前线有多少人、手里有多少枪。后方的交通站在哪里，物资怎样转运，地方武装如何联络，哪个地方能够落脚休整，这些细节凑在一起，才是一支队伍真正的家底。 外人要弄清这些事情，可能得费很大功夫；熟悉内部情况的人交代起来，却可能几句话就说到了要害。 孔荷宠投敌后，利用自己掌握的情况帮助国民党方面制定对红军的围剿计划，还参与过招抚、劝降等活动。原本用来建设根据地、组织队伍的经验，到了另一边，就成了对付旧日战友的本钱。湘鄂赣根据地此后遭受的军事压力，也不能不放在这一背景下理解。 不过，具体到某一位干部牺牲、某一场战斗失利，不能简单地说全是孔荷宠出卖情报造成的。那一时期的根据地本来就面临敌军进攻、内部组织困难和军事指挥失误等多重问题。但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投向对手，无疑会让本已艰难的局面雪上加霜。敌人原来还需要摸索的东西，现在有可能直接拿来使用，这才是叛变最可怕的地方。 那么，孔荷宠投敌以后，得到了什么？ 国民党方面并不是没有给他好处。他曾被委任为招抚方面的人员，后来又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职务。抗战时期，他还做过暂编第五十四师师长。也